高校两场人才战役一触即发
“双一流”大幕开启，人才招聘引进工作“席卷”全国，而这其中，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成为人才被挖的“重灾区”。“挖人大战”会给高校，尤其是中西部高校带来怎样的冲击？应当如何看待高校人才流动现象？又当如何构建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
拥有一支具备世界一流大学平均水平的师资队伍，是高校挤进双一流名单的重要支点之一。但是，由于高层次人才具有稀缺性和流动性，难免会成为各家学校争夺的对象。
国家“双一流”建设计划的进军号角尚未吹响，各地、各高校已然“草木皆兵”。一方面要从外部引进人才，一方面要保卫本地人才———两场人才战役一触即发。
800万元房补，100万元年薪。这是华东政法大学在2017年高层次人才招聘公告中，给学科领军人才开出的该校“史上最高”待遇。
双一流到底花落谁家？这是教育界近期热议的话题。
7月底，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开始接受申报，马上引来高教界人士围观：创新创业最高档次团队可获8000万元资助；领军人才入选者获600万元/名的资助，包括500万元专项工作经费和税后100万元住房补贴。有人说，今年的“珠江人才计划”真是刷出引进人才待遇的新高度。显然，对一个地方而言的人才引进，对别的地方来说，就是人才流失。
“双一流”大幕开启，历数各地高校人才引进计划，“挖”人才的决心可谓不惜血本，其中尤以“资金实力雄厚的东部理工类高校”为最。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给引进的首席科学家提供30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给院士500万元年薪，天津工业大学给院士500万元住房补贴……人才招聘引进工作“席卷”全国，有人将之称为新一轮的“挖人大战”和“双一流”的“速成法”，而这其中，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成为人才被挖的“重灾区”。
据教育部透露，第一批双一流大学名单将会在8月底揭晓。
这个暑假，不少高校和学院的“一把手”们都在着手制定攻守兼备的人才工作新方案。因为，各地为了对接“双一流”建设，近期都在陆续出台人才计划、扶持培育优势学科，这些新布点、新计划对一些老牌的院校来说意味着威胁———传统的学科重镇，现在成了人才流失的高危之所。
“东部各高校，请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在近日召开的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工作推进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疾呼：“挖走这些人才，就是在掘人家的命根。”而此前，教育部已发文要求，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并明确提出，“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
双一流指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从建设、改革两方面共安排了10项重点任务，其中就包括建设一流师资队伍，指出在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高校要有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的一流专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
人才流动速度加剧，正成为眼下本土学术界的新动向。
那么，“挖人大战”会给高校，尤其是中西部高校带来怎样的冲击？应当如何看待高校人才流动现象？又当如何构建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
可见，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是高校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工作之一。
名校优势学科，纷纷上演“削峰填谷”
中西部人才流失加剧
同济大学发展规划中心办学质量评估副研究员樊秀娣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高校评估工作中，科研成果、高层次人才、论文数量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在高校的高层次人才评估工作中，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海外高层次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作为的四项人才指标在高校评估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就在不久前，一位外籍教授到沪上一所名校访学，他兴致勃勃地带来一个项目，希望和这里几位相识多年的学者合作，不料却被告知，中方课题组中一位比较年轻的骨干已经“跳槽”。“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离开科研条件这么好的地方，去投奔一个学科实力远不如这里、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他得到的回答是：在上海，这位年轻骨干住的是一间近20平方米的老工房，而到外省某高校，他不仅一下子成为学科带头人，而且等待他的是将近200平方米的大房子。
最近，一所南方高校以150万元年薪来引进华中师范大学的人才，还附加住房补贴、科研经费等“激励条款”。华中师大党委书记马敏告诉记者：“如果一位人才被好几个学校看中，他们还会竞争‘挖人’，争相抬价。”
我在评估工作中，如果要给这四个指标评分的话，在两院院士打100分情况下，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杰青一般可以各打50分。樊秀娣对记者解释了这四项指标的相对分量。
在这个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中方课题组，更资深的教授们忍不住叹息：近期流出的，远不止这一位学术骨干。“这几年，周边好多省份都开始布点同类学科，人家那边新开炉灶，我们这里就有人才被挖角的风险。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瞄准了我们的一个学科团队。”课题组负责人直言，眼前比引进人才更重要的，是留住现有人才，稳住军心。
“2017年危机感更强了，极不稳定，极不安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才办公室主任庄世宏对人才流失也有着切肤之痛。去年以来，地处陕西的西北农林曾有几个人才要走的苗头，最后虽然挽留住了，但这使庄世宏感受到了严峻的形势。
不得不说，拥有一支具备世界一流大学平均水平的师资队伍，是高校挤进双一流名单的重要支点之一。但是，由于高层次人才具有稀缺性和流动性，难免会成为各家学校争夺的对象。
无独有偶，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教授不久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出类似的感慨。这些年，有些院校但凡要新开法学专业、寻觅学科带头人，挖角的首选单位就是像华政这样学科门类齐全的老牌政法类院校，而如此造成的结果往往是“削峰填谷”———新学校里没有建成“新高地”，老牌院校的相关师资和教学科研力量倒被摊薄了。
不久前，教育部、财政部等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提出坚持扶优扶需扶特扶新，明确建设高校将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
那么，究竟各高校在这场人才军备竞赛中的表现如何？
“被一方称为人才引进的，就是另一方所说的人才流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最近也在科学网上撰文披露，他认识的两位在南方某城的学界同道，短短一年不到，分别被别的学校挖走了。“一位被挖走的老兄，学校专门为他成立研究中心，省政府和校方提供经费数千万元。另一位老兄则被挖去组建一个新的学院。”徐旭东感叹，挖杰青好像成了近几年一些省份和一些大学人才战略的一部分，学术骨干的流动看样子要成为一种新常态。
“‘双一流’的核心是人才竞争，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高层次人才流失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剧。”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鹏表示。
传统名校仍是人才高地
各地人才计划密集出台，加剧人才流动
不仅东部名校云集的富集作用对人才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高水平的同事、高质量的学生、灵敏的学术信息等也是学者流动过程中比较关注的内容，这些显然也对东部高校有利。”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刘进博士分析指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各地高校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杰青人数进行梳理，从统计结果上看，在中国高校高层次人才总数排行榜前44所高校里，除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和深圳大学以外，其余的41所高校均为曾经的985、211高校。且985、211高校与普通院校高层次人才数量差距非常大。
提前布局、对接“双一流”建设，上海市教委从去年开始推进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根据已经颁发的《上海高等学校学科发展与优化布局规划(2014-2020年)》，高峰高原计划分两个建设周期：第一阶段是2014-2017年，第二阶段是2018-2020年。记者获悉，市级财政在第一阶段就将投入36亿元。而在投入模式上，每个高峰高原学科的经费中，有50%用于和学科建设有关的人员经费。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头费”的总盘子里，已经划出一定比例的专项经费，专门用于人才引进。
“中西部高校教师比东部的流动意向高8%~9%。”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由由2014年开展的高校教师流动意向研究结果显示。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分析，985、211高校的高层次人才优势是结构性的优势。内在的决定性因素是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布局，首先能够成为985、211工程的高校都会是博士点比较多的学校，这就决定了高校间基本实力的差距。一般情况下，普通高校光靠本科专业是很难吸引到高层次人才的。
不难发现，这样的制度设计，势必会引发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流动范围从跨国、跨省到跨校不等。
正是凭借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难以比拟的区位优势，再加上优越的科研平台、学术氛围、薪酬待遇、自然环境和生活保障，东部一些高校得以频频将一些学术尖子、教学骨干挖走。
而普通高校的整体办学实力不及国家重点建设高校，是难以争取更多博士点的重要原因。也有专家认为，长期以来，地方高校在博士点设置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过小，是导致地方高校博士点数量不足的重要因素。
除了上海，其他省市针对“双一流”计划也都提出了各类人才计划。这些计划助推了高校之间的人才流动，而且不再像传统认知的那样，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经济后发的省份和地方高校越来越意识到科技人才的关键作用，不惜重金揽才，甚至一次挖走整个团队。
事实上，高校人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由来已久。
今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就提到，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让大学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稳妥推进部分高校自主审核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除了广东省近期出台的“珠江人才计划”，四川、山东等省也都推出了地区“千人计划”。尤其是四川省，明确提出向高校“双一流”建设重点学科倾斜，同时新增了顶尖人才项目，重点引进国家“千人计划”顶尖人才及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入选者；国家“三大奖”一等奖及以上获得者第一主研人员；在世界一流大学、科研机构任职的国际著名学者，或世界500强企业任高管的管理人才。
早在12年前，时任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的王利民就表示：“在过去10年，兰州大学流失的高水平人才，完全可以再办一所同样水平的大学。”对此，时任兰州大学校长的李发伸说，曾经有一所着名大学的人事处处长到兰大考察时明确告诉他，“我们这次就是来选人的”。
另外，在博士点聚集的基础上，高校有没有与其学科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中心这些重要平台，也是高层次人才进一步考虑的因素。张端鸿说。
沪上某高校人事处负责人坦言，该校在过去几年中被外地高校挖走了20多位杰青、优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和“千人计划”学者。该校有一位青年教授，刚刚评上优青，就被四川大学挖走了。“同城985高校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这位负责人说。
此外，西北农林2000年至2003年间共调出125人，连当时仅有的1名“长江学者”也离开了；新疆医科大学2004至2014年10年间共流失197人；华中师范大学近5年来已被挖走各层次人才40余人，包括“杰青”等高层次人才……
以深圳大学为例，近年来，其师资队伍不断壮大。据深圳大学官网显示，深圳大学现有两院院士9人，美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医学科学院院士5人，加拿大工程院院士1人，欧洲科学院院士1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人。以及973计划首席科学院3人，中组部顶尖千人与创新团队1人、千人计划入选者60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2人，杰青获得者29人。
而从上海被挖到中部高校去的一位环境领域的“千人计划”学者则表示，当地高校给出的优惠条件实在令人难以抗拒：学校专门为他成立研究中心，省政府和校方提供经费数千万元，由这位“千人计划”学者在当地组建超级团队。
“早就见怪不怪了。”中部某高校原党委书记告诉记者，“我每次来北京开会，都会和那些挖走我们人才的学校领导开玩笑，‘你再这么挖我们的人才，我就和你绝交’。”
师资力量的不断壮大，得益于深圳大学通过搭建科研平台、大力引进人才等措施。目前，深圳大学在深圳已有8个产学研平台。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两大国家级科研实验室大数据系统计算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二维材料光电科技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同时落户深圳大学。
各大名校之间，目前围绕杰青、青年千人等优秀青年科学工作者的争夺已经白热化。近期有资料披露，在工程材料类的青年千人争夺战中，引才前15名的高校，除了上海科技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其余均为985高校。
据了解，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出现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人才流动。一次是大众化初期，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导致教师需求增大，教师流动以规模与数量为主，并在2002年前后达到顶峰；另一次是大众化中后期，高等教育竞争日趋激烈，高校对优质师资的竞争成为关键目标，教师流动以质量与声望为主，并一直持续至今。
经济强市具竞争力
比起人才引进，更重要的是用好人才
与此同时，高层次人才短缺也是中西部地区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据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刘方成统计，截至2016年2月，西部各省份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共60人，仅占全国总数507人的11.8%，差距非常明显。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目前高层次人才数量最多的前十个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南京、武汉、西安、广州、杭州、成都、合肥、天津。值得注意的是，除西安、合肥以外，其他城市都是位列2016年城市GDP排名前十位的经济强市，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
“高校的人才流动是必然的现象，排名靠后的大学从排名靠前的学校挖人，本土一线名校则从国外和科学院系统挖人，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某高校规划处负责人直言，近期各地都在加大引才的工作力度，所以很多名校的人才梯队出现一些波动。比如，一些传统优势学科、高原学科，集中出现人才外流现象。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为怪。
这也就意味着，我国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同时面临着高端人才匮乏和流失的双重窘境。
高层次人才汇聚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地方经济实力，也得益于城市的人才政策。以成都为例，今年7月，成都发布《成都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就提出了，对两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专家等到成都创新创业或作出重大贡献的本土创新型企业家、科技人才，给予最高300万元的资金资助。同时还提供住房、落户、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社保、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创业扶持等服务保障。
人才流动在国外也是同样的规律。据介绍，美国密歇根大学仅去年一年就有100多名教职流动，有些就是去了哈佛这样的名校。
“头衔”是引进重点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能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城市一般有几个共性：首先是经济实力较强，环境好、发展机会多；另外，高校资源丰富，学术氛围浓厚、科研平台较多，适合做学术搞科研，这也是吸引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因素。
“很多时候，人才流动固然与待遇有关，但是待遇不是唯一的原因。”沪上一所高校的人事处负责人称，诸如“千人计划”、杰青、优青等人才计划和项目，都有一个大致的市场价。不少中青年骨干之所以选择跳槽，更重要的是看重学校提供的配套条件以及平台。甚至有时候，学校在人才工作上的一些细节，都会使得一些引进人才改主意。
“全国高校都在竞争影响力，试问哪所高校会押宝在嗷嗷待哺的年轻人身上？”一位青年教师坦言。
以合肥为例，虽然合肥市的经济体量在各城市中不算靠前，但是合肥以中国科大为龙头的科研实力不容小觑。据悉，继去年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获批双创示范基地后，今年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全国第二批双创示范基地名单中，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荣事达电子集团也榜上有名。目前，合肥市已有三家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在全国省会城市位居前列。同时，合肥也是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和国家科技创新试点城市。
在这所高校刚刚结束的务虚会上，就有一位“千人计划”学者明确“抗议”：“学校现在引进‘千人计划’学者时总是附带条件，对论文的数量、争取的项目级别和金额都有明确规定，这看上去很不尊重人。”而该校一位刚刚引进的杰青，恰在签约前改签了同城另一所高校，逆转的理由是，这位杰青在办理手续时觉得相关流程太繁琐，而且很不人性化，感受不到学校对人才的重视，所以立刻决定改换门庭。
“中西部学术人才流失，当前主要指代的是‘明星学者’、学科带头人的流失。”刘进分析指出。
高层次人才的马太效应
谈及今后即将随着“双一流”建设推进而上演的高校人才争夺战，也有高教界人士直言，保持定力很重要。“有的学校早就开始加大海外引才力度，但是仔细研究会发现，那些进入遴选视野并受聘的高层次人才，有时并未发挥预期的作用。”比起引才，如何出台更好的激励机制，用好人才，这才是对各大高校的真正考验。
记者梳理各高校的人才引进办法后也发现，各类“人才计划”的入选者是高校竞相引进的重点人选，包括：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全国各地高层次人才数据后发现，高层次人才多聚集于东部沿海省份，与西部地区呈现明显对比。以两院院士数量为例，东部地区高校共有两院院士1028位，而西部地区高校仅有两院院士134位。
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主的杰出科学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高层次领军人才；“青年千人计划”、“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杰出青年基金”、青年“长江学者”等青年杰出人才；地方性人才振兴计划入选者，如山东“泰山学者”、湖北“楚天学者”、陕西“三秦学者”等等。
另外，记者对2016-2017年高校新增的青年长江学者、国家优青、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和杰青获得者进行了统计，发现浙江大学共有80人次入选，超过北大、清华；北京大学有79人次入选，位居第二；清华大学有67人次入选，位列第三。近年来势头强劲的中山大学以56人次居于第四位。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也都有30人次以上入选。而后30所高校的入选人次基本在10人以下，高校间顶尖青年人才数差距明显。
高校之所以热衷于按“头衔”引进人才，缘于各类“人才计划”的入选人数已成衡量大学、学科实力的重要指标，并在高校排名、学科评估、项目申报、经费划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整体来看，这些顶尖的青年人才多集中在浙江、北京、上海、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的重点院校，而中西部地区鲜有人才入选。
与此相应，高校会依据人才层级的不同，在科研经费、住房补贴、平台搭建、团队组建、薪酬待遇等方面提供不菲的引进条件。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高房价地区，动辄几百万的安家费或百余平的住房，以及解决子女教育、配偶工作等问题，几乎成人才引进的“标配”。
多位专家表示，东西部高层次人才分化，各地区人才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是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另一方面与高校为进入双一流名单，争取高层次人才不无关系。
重金引才的背后，是各地对“双一流”建设的“大手笔”投资支持。据中国青年报统计，在已出台建设方案的23个省市中，经费保障粗略计算在400亿元左右。其中，北京预计投入100亿元，推进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广东3年计划投入超百亿元，支持大学建设；河南出台《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砸31亿元打造“一流学科”；山东将在“十三五”筹集50亿元支持“双一流”建设。
在国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号召下，东部许多高校为吸引人才使出了浑身解数。记者在东莞理工学院官网发现，在该校的高层次人才招聘启事中，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学者给出了基础年薪130万元，住房补贴250万元的丰厚待遇。另外，在科研启动经费上，理工科学科人才最高可达2000万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最高可达200万元。迄今为止，该校共引进6名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1名、7名中组部千人计划专家。
一位被引进上海的年轻学者直言，高校这是通过“短平快”的人才政策，“多快好省地建设‘双一流’”。
无独有偶，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给院士开出500万元年薪，天津工业大学给院士500万住房补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给引进的首席科学家300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
对这种按“头衔”引进的方式，陈鹏认为：“过度偏重对学历、职称、学术成果的考察，混淆了‘高层次人才’和‘高水平人才’的概念，缺乏个性化遴选条件，造成优势学科与弱势学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西北某所重点高校在2016年到2017年院士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或许这些人才并不都是被高薪挖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以高薪酬、住房补贴和科研经费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做法，确实造成了部分高校的人才流失。
近日，爱思唯尔发布的一份“2016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再次刷爆网络。不少人担心，进入榜单的这1776名学者或将成为新一轮“精准挖人”的目标。
破解人才流动负面效应
“大学里急需两种人才：一是大家都在抢的学术大师，一是潜力无限的年轻学者。前者可以出高价购买，后者则只能自己培育——这点全世界都一样。目前国内各大学都倾向于‘选才’而非‘育才’，我认为这是一个偏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不止一次公开表达过这个观点。
面对抢人大战，近期，中组部、教育部召开座谈会，表示反对东部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抢挖人才，阻止东强西弱的现象进一步恶化。
人才流动是把双刃剑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西部地区出现人才流失的情况，实际上也符合人力资源的基本流动规律，因为人才一定会往更加发达、科研开展环境和氛围更好的、薪酬待遇更好的这些地方流动。这样也有助于这些人才在更好的环境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我当然希望引进到更好的人才，但如果我的人被挖走了，我也很难过。”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主任赵蓉晖直言心中的矛盾，“人才流动是把双刃剑。”
但是，与此同时带来了一些负面的效应，因为有些帽子人才是从中西部地区拿到的这个帽子，一些学者能拿到帽子，不仅仅是他个人努力和奋斗的结果，很多情况下也是学校举全校之力共同配合努力争取来的结果，这样这个帽子人才一走，对学校造成的打击很大。张端鸿说。
首先，适度的高校人才流动可以带动思想、研究、资源和成果的交流，斩断学术近亲繁殖的路径，促进学术创新和发展繁荣。“因为挖人的学校要把平台做好、声誉维护好、条件保障好，才能吸引人才；有被挖可能的学校也要想尽办法把人留住。”赵蓉晖说。
记者发现，对高价引进帽子人才持否定态度的专家不在少数。
从国际比较来看，一项基于27所高校教师的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教师平均流动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
同济大学发展规划中心办学质量评估副研究员樊秀娣认为，正常的人才引进和学术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目前存在个别高校对帽子人才不论需要与否，也不做全面考量，只要有可能，一概不惜以重金收入囊中。这种行为，对人才流动、个人成长、学校发展和整个学术风气都是极其不利的。
然而，在我国相对不高的流动性背后，却隐含着流动集中、恶性挖人、急功近利等问题。
首先对被挖人才而言，他在原来学校所做的研究，未必在新的学校的能够得到更好发展，甚至会出现水土不服；另外，对被挖走人才的学校来说，对其学术元气和士气会造成很大影响。因为往往一顶帽子是举集体资源争取来的。人才被挖走，实际上意味着原单位的很多资源也被带走了，这对原高校是不公平的。樊秀娣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道。
比如，广东某高校将西北某高校的骨干“连锅端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负责人告诉记者，“最后都引起公愤了”。
那么，盲目挖人的不良风气该如何破解？专家也给出了他们的药方。
“高层次人才培养成本极高，一旦流失则成本付诸东流，这会导致西部高校人才培养积极性不高。”刘进表示。
首先相关部门可以出台文件去约束，让帽子不应跟着人走，换句话说就是人力资本可以流动，但是不是因为帽子而流动。可以是因为个人的研究方向和专长比较符合另一个学校的学科发展的需要而流动，而不是仅仅因为长江学者、杰青这些名头而流动。张端鸿说。
教育部副部长沈晓明也公开指出，这种现象不仅对西部高校不公平，而且把人才价格和办学成本越炒越高，“使一部分高校教师队伍军心涣散，长期下去不利于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对此，樊秀娣认为，在高校评估工作中，应该降低帽子人才指标的权重，因为实际上很多时候，帽子多少并不能反映学校真实的学术能力和科研水平。同时，应该更看重高校对学生培养情况和科研成果的产出，这才有利于我们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
学术有团队和地区的因素，“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些高校花高价聘来的教师，并没有创新的学术成果。在记者近期开展的网络调查中，一位北京某高校的人事工作者留言说，该校“引进的人才在海内外各个高校兼职，就是空中飞人，一年都没在岗位连续工作半个月，对国家学科发展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负面影响巨大”。
在今年7月27日，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要点》也提出要健全人才流动机制，鼓励合理流动，遏制恶性竞争。完善各类评估评价机制，引导高校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注重于打基础、利长远。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工作联盟作用，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和人才流动协商沟通机制，探索建立人才成果合理共享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当中还提到，要强化高校和人才的契约关系和法制意识，落实聘用合同管理。引导高层次人才重诺守信，模范遵守聘任合同。
现在，随着“双一流”的推进，高校对人才争夺逐渐白热化，部分人才为获取个人利益，频繁跳槽不同单位。上海某高校引进的一位专家，在个人补贴和启动经费到位、学校投资5000万元建立起软件平台后不久，就又受聘到另一所高校任职，以获得高额的安家费和启动经费。
此外，发挥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引导作用，进一步加大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倾斜力度，吸引一批高层次人才到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干事创业。
对此，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方精云表示：“引进人才的非正常跳槽，不仅没有发挥在科学研究方面应有的作用，而且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科研和教学秩序，对学生和年轻学者产生了恶劣影响，更造成了科研经费和国家资源的严重浪费。”
本报记者 陈海银 广州报道
更进一步来看，高等教育在国家或区域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是国家区域安全与边疆稳定的稳压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多元文化交流的平台。
陈鹏担忧：“如果听任高校人才‘孔雀东南飞’，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就会面临空前的危机。这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它涉及国家中西部发展战略和东北地区振兴计划的实现。”
构建科学的流动秩序
“高校之间不得片面依赖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不得简单以‘学术头衔’‘人才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教育部在1月25日发布的《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中，已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
“高校要尽量做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加法，而不是局限于国内的‘内部厮杀’。”刘进建议，未来，中国学术人才流动的格局要面向全球视野。东部高校主要面向北美、欧洲和东亚学术市场，这些国家学术人才培养渐趋饱和，恰是吸引人才的绝佳时机；西部高校则可以重点考虑从“一带一路”沿线引进人才。
陈鹏认为，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首先要承认人才流动的合理性，还要强调政府在人才流动中的责任与担当。“高校人才流动既要考虑国家的发展战略，又要顾及市场的需求。既不能按照计划经济人事管理模式，将人才终身绑定，也不可完全按照市场规则，无视高等学校公共职能和责任担当。”
“仅仅靠劝说、靠号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方精云认为，要建立合理的薪酬指导体系，确立相对规范的待遇标准，探索同一地区同类型人才薪酬最高限额制度。
马敏建议，“建立高层次人才流动补偿机制，引进国内高层次人才的高校要根据市场规律给予高层次人才外流的高校一定的经济补偿。”
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虽然高校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三管齐下，但其中事业平台还是最重要的，“西部也要反思，自己如何搭建独一无二的平台吸引高端人才”。
陈宝生明确要求中西部高校“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重点和优势，加快形成办学特色优势，并对传统学科专业进行更新升级，集中建设好优势特色学科专业群，构建与本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体系。
记者了解到，自2013年《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实施以来，中西部高校师资队伍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服务能力和学校管理水平已得到显着提升。广西大学、新疆大学等高校引领本地区实现了“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杰青”“千人计划”等领军人才零的突破。
而刘进课题组2016年的研究成果也认为，中西部学术人才流动的“拐点”已经出现：即西部向东部的大范围学术人才流动很少再发生，反而东部由于学术竞争加剧，且实行了“非升即走”的人事制度改革，出现“反哺”西部的情况。
2017最新发布的《大数据视角下的中国科研人员状况系列研究报告》也显示，2006年至2016年间我国高级科研人才在地域上的分布呈现日益均衡发展趋势。
“双一流”建设除建设一流大学外，也不拘一格发展地方特色高水平的研究平台，从这个层面来看，由由认为：“这是相关专业的高质量人才向中西部、东北地区流动的一个很好契机。”
“十三五”期间，高招增量、长江学者、经费投入都将向中西部倾斜，如何引才与育才并举，既需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探索创新人才政策、提升综合管理水平，更需要国家层面统筹协调，不断优化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实现共同发展、共同提高、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