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紧抓住提升质量这个根本。《行动计划》提出“发展质量持续提升”，指出高职事业发展的质量是系统质量、大质量的概念。各地高度重视以内涵建设为抓手提升高职发展质量，围绕培养“中国制造2025”所需要的人才，提高服务“互联网+”“一带一路”“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水平开展建设，着力构建职教体系、建设优质学校、提升专业办学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校长每年一次，面对所有教育系统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督导员进行汇报。”祝鸿平介绍，汇报的意义在于强化学校一把手对人才培养的重视，营造重视教学的良好氛围，同时浙江还推进教学一级考核，将包括《行动计划》在内的落实情况纳入到一级考核当中。
三是制度的执行比制定更为重要。一项制度的出台或许不易，但制度的执行比制定可能更为艰辛。制度的执行既需要机构、人员、经费、机制等一系列保障，更需要制度文化的长期建设，让遵守制度成为一种习惯。而当前能否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考核与奖惩机制，对制度的执行尤为关键。为此，行动计划明确教育部协调相关部门牵头制定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度和标准，省级政府是实施行动计划的责任主体，各相关部门要统筹规划、落实任务。同时，通过强化管理督查、营造良好环境，并附列“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任务、项目一览表”，保证行动计划的有序推进。
省级统筹主体意识明显强化
高职院校“获得感”增强
二是办学管理规章。为了落实《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规范高职院校办学运行机制和治理结构，行动计划还为高职教育教学活动的有序有效开展设计了一整套的制度构架，除了“职业教育条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办法”“高等职业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建设方案与管理办法”等已确定名称的规章制度之外，还要加强职业教育质量年报、教师人事管理、职业教育接续培养、职业教育学位、激励导向的收入分配与表彰奖励等制度建设，涉及办学的方方面面。
资金保障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
高职创新行动全国开花
一是质量年报制度。完善和巩固学校、省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年度报告制度，行动计划要求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求专科高职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每年发布质量报告，并支持第三方撰写发布国家高职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二是强化对报告发布情况和撰写质量的监督管理，提高量化程度、可比性和可读性；三是依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逐步使其在质量报告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质量报告和评估结果，将作为政府对公办高职院校行政决策及民办高职院校“以奖代补”、购买服务的重要依据。
行业指导优势进一步发挥。行指委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指导作用越来越显著，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从公开的信息来看，46个行指委共承接任务324项、项目1774个，预估投入经费23.12亿元。
“湖南省承接了《行动计划》任务47项，项目15个，同步实施了省级计划79个任务和项目，任务和项目的启动率均达到了100%。”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应若平在会上介绍，在全面落实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过程中，湖南省始终坚持以专业群建设为基础，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了湖南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以激励性制度保障高职教育有效实施
建立与完善生均拨款制度。各地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专科高等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向改革力度大、办学效益好、就业质量高、校企合作紧密的学校倾斜，向管理水平高的学校倾斜，向紧贴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的专业以及农林水地矿油等艰苦行业专业倾斜。各地均明确落实生均拨款政策，到2017年，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平均水平不低于12000元。
2018年，是高职创新发展行动的收官之年。
一是职教办学标准。行动计划提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的国家标准建设，由教育部协调相关部门牵头制定有关国家标准的规范性文件，推进实施职业教育国家标准体系，包括学校建设标准、专业教学标准、实验实训装备技术标准、数字校园建设标准、学校体育工作标准、教师资格标准、“双师型”教师标准、教师绩效评价标准、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等。明确和完善这些制度性标准，将为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方向和目标。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已基本形成，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步入更高起点的发展新阶段。未来几年，高职教育战线将以贯彻落实《行动计划》要求为工作主线，深入实施《行动计划》，凝聚共识，积极行动，形成创新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巨大合力，对接“中国制造2025”等战略，切实推动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促进发展动力由政府主导向院校自主转变、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建设转变、办学状态从相对封闭向全面开放转变、评价内容从硬件指标向内涵指标转变、教师队伍建设从学历职称向双师型结构转变、社会服务从技术培训向应用研发转变，呈现全新发展面貌，实现全新的跨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林宇透露，6月教育部会针对《行动计划》再开一次推进会，使今年的收官工作达到更高的质量和水平。同时，针对《行动计划》所涉及的项目和任务，制定验收标准，明年将对成果进行最终验收。
高职教育的创新发展是通过制度的不断创新、供给和变迁来挖掘增长潜力的过程，可以说是制度红利的职教版，因此，制度建设才是高职教育创新发展最主要的路径。那么，怎样才能让制度红利在高职教育领域中不断凸显呢？应该确立三个方面的理念：
内涵建设质量是重中之重
“这个工作非常不容易，调整专业就意味着重新洗牌，一些老师就可能会失去以往的专业资源。”应若平说，经过几年推动后，这项工作得到了普遍认可。这几年，湖南省共淘汰落后专业54个，新增专业30个，构建专业群292个，专业布局与湖南新兴产业对接度大幅提高，涵盖了湖南20个新兴产业链相关的专业。目前，湖南省高职院校共有校级以上的重点建设专业群203个，覆盖的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比例为87.3%。
一是路径依赖与变革创新相结合。一项好的制度，既不能恋恋不忘原有的规则，变得固步自封而裹足不前，也不可完全脱离过去的路径，一味求新求异而面目全非。历史不能抛弃，现在的制度肯定是有赖于过去制度的演进，要“摸着石头过河”，否则很可能会受到硬性或软性的抵触而难以产生实效。另一方面，推出新的制度就是一种对过去的割裂，只有创新才有生命力，才能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前行。行动计划中各项具体制度的出台，要注意把握新旧制度变迁的“度”，注重制度的延续性和创新性的有机结合。
建立政府投资稳定增长机制。各地预估投入经费省均达到6.38亿元，其中安徽、广西、广东、北京、山东等地超过10亿元；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少部分地区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投入力度还不够，其中甘肃、辽宁、吉林等地预估校均支持经费不足400万；还需进一步拓展资金来源。
信中明确点出各省教育厅在落实《行动计划》中的工作情况：你省截至2018年3月15日，实际启动《行动计划》任务多少项，启动率是多少；实际启动《行动计划》项目多少个，启动率是多少；启动项目实际布点多少个，布点率是多少；2017年省级财政投入经费多少亿元；已经（尚未）确定了多少所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和多少个骨干专业建设名单。
教育部日前出台了《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目标明确、举措有力、保障到位，是我国未来三年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路线图和行动方案。通观整个行动计划，制度建设是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和关键所在。如何通过具体的制度建设理顺高职教育各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充分调动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效益的基础。
统筹反馈机制完善。各地明确由省教育厅负责落实所承担的《行动计划》任务、项目的日常管理，指导和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各有关高职院校明确由校长担任负责人，明确路线图、时间表，做到组织到位、责任到位，确保落到实处。同时，还建立评估检查和信息反馈制度，定期组织对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和评价，将各地的完成情况作为省级财政资金支持和中央财政改革绩效奖补的重要依据。
“未来高职院校应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主线，走开门办学之路，推动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刘锦说。
制度对人的行为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是建立秩序的前提和基础。行动计划提出了一系列规范性制度建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主动建设积极性高。各地承接任务1306项、项目12272个，预估投入经费204.12亿元；平均承接54.22项；承接的项目总数达到原定计划数的1.5倍；同时各地还根据区域高职教育现状和发展需求创新设立了符合区域特色的任务和项目。
“希望您百忙之中，及时督促落实好本省《行动计划》的收尾工作。”谢俐指出，职业教育已经步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冲刺阶段，需要国家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协力共舞，一起挥桨划船，推动职业教育之舟破浪前行。“谁都不是站在岸上指导的指挥员”。
二是诊断改进制度。教育部牵头研究制定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诊断和改进的制度方案，以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为基础，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实施，并针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高职院校的特点，确定诊改工作的重点和进度。也可以依托行业制定相关专业的具体诊改方案，开展专业层面的人才培养工作诊改试点，通过结果评价、结论排名、建议反馈的形式，倒逼职业院校专业改革与建设。
编者按：《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发布后，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积极响应、制定实施方案、主动承接各项建设任务。日前，教育部又印发了《关于确定〈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任务承接单位的通知》，明确了31个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6个行指委的具体任务数量及分布，预估经费和各实施方案也同期发布。高职创新发展由此进入实际落实状态。今天刊发此文，就是详尽解读此次行动计划，为已然开工的高职创新发展，凝神聚气。
据浙江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祝鸿平介绍，浙江省教育厅承接《行动计划》的任务45项，项目13个，任务启动率100%，项目启动率100%。同时，不断有新项目加入进来，项目布点率有很大的提高。
以规范性制度推动高职教育有序运行
责任主体作用突出。《行动计划》所列87个任务和项目中，由省级政府牵头落实或参与落实的有71项，占到81.61%，顺应政府职能转变和国家财税体制改革要求，充分体现省级政府作为实施《行动计划》责任主体，积极发挥统筹和保障作用。
“《行动计划》创新了教育部规划管理，省级政府统筹保障，院校自主实施的新型管理模式。从国家、省级、学校3个层面形成协同推进，形成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局面。”5月31日~6月2日，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在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召开“高职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实施工作暨骨干专业（群）建设研讨会”，全国高职高专联席会议副秘书长童卫军就3年来各地《行动计划》执行绩效情况作了大会报告。
制度能在何种程度上发挥实效，关键在于激励效应如何。行动计划专门推出了相关的激励性制度。
创新发展行动效果可期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邢锋介绍，2016~2017年，广东省承接《行动计划》53项任务和14个项目，任务和项目启动率100%，省财政投入5.89亿元；承接项目布点数量810个，2017年项目实际布点数量1790个，项目布点率221%。
让制度红利在高职教育领域不断凸显
高等职业教育国家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此前，高职教育“走出去”的目的地主要是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形式主要是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学习和引进国际先进成熟适用的职业标准、专业课程、教材体系和数字化教育资源。此次，多地《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在引进来的同时，助力优质产能走出去，如在境外建设“鲁班工坊”培养支撑企业在当地生产运营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通过职教援外培训基地、海外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招收外国留学生方式等探索对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援助；为周边国家培养既熟悉和认可中华文化，又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些都是实质性“走出去”的形式。
“现在，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同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创新决胜未来，这必将推动高职的创新发展。”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锦认为，学院处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深切地感受到，高职教育必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予新动能，推动高职院校提质升级是时代赋予高职院校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责任，当然也压力巨大。
二是制度的制定要遵循民主之路。某项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通常是社会成员或利益相关方相互博弈的过程。仅凭少数人或少数群体的主观臆断，难以形成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如果一项制度是大多数人选择的结果，必然会由于其认同的广泛性而得以自我强化，从而更加具有认可度和执行力。因此，行动计划的各项制度在制定过程中，要引导各级政府、行业企业、相关院校乃至广大师生、社会民众积极参与，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
校企合作向纵深发展。从行指委承接的任务看，关注的重点放在推进校企深度合作促进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其中重点支持紧贴产业发展、校企深度合作、社会认可度高的骨干专业建设543个，投入7.55亿；指导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社会责任感强的规模以上企业与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开展深度合作项目281个，投入5.04亿；以提升专业教学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为目的推进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226个，投入1.78亿；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教学建设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真实训中心99个，投入2.68亿；引导和扶持企业与高等职业院校联合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试点166个，投入1.28亿，以市场为导向多方共建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134个，投入2.69亿，推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与当地企业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
“总体原则是有利于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有利于发挥院校领导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的权力要放；关系到学校办学底线的事情，必须要管。”邢峰说。
三是经费保障制度。办学经费是高职院校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行动计划要求各地构建的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要以促进改革和提高绩效为导向，做到生均拨款制度对所有公办高职院校全覆盖，保证学校正常运转、保障基本教学条件、提升内涵建设水平、支撑院校综合改革。而举办高职院校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参照院校所在地公办高职院校的生均拨款标准，制定落实所属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同时建立多渠道筹资机制，学费收入则必须优先保证学校基本教学方面的支出。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基本完善。各地全面推进高职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制度，强化对报告发布情况和撰写质量的监督管理；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管理和评价，以行业企业用人标准为依据，设计诊断项目，通过反馈诊断报告和改进建议等方式，反映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对高职院校专业教学质量的认可程度，建立高职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如通过开展高校教学巡查诊断、抽样复核、建立诊改档案等方式落实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主体责任、加强教育行政部门事中事后监管的制度设计，形成学校自主保证质量的举措，教育行政部门履责监管办学者质量保证能力的建设。
“一般来说，副厅长会把此信批给分管高职教育的处室。也有厅领导回信表示，正视问题、奋力追赶。”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高职发展处处长林宇向记者表示，据他的了解，各省教育厅分管高职教育的处长“压力是巨大的”，会在这半年的工作中努力寻找和补齐差距。
准确全面理解《行动计划》和各自任务，有利于高职界内各方准确结合各自职业教育办学实际，科学设定行动目标、精准描绘发展蓝图、主动规划建设内涵、从实设计任务举措，切实推动高等职业教育更加健全发展。着眼于此，对于此次《行动计划》的理解和落实，要着力抓好其几个明显特点。
“近两年来，在国家层面上，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童卫军介绍，这几年推出的政策文件包括《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以及《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等。
教育信息化重在提升学习成效。各地在信息化建设上投入预估支持金额达12.27亿元，其中建设省级高职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297个，投入4.39亿元；省级高职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3332个，投入4.83亿元；建设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真实训中心192个，投入3.04亿元。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通过各类资源网、数字图书馆、智慧校园、云服务等信息资源和平台的建设，构建并逐步形成国家、省、学校三级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体系；通过应用推进教与学的双重改革，使其更加适合当下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认知规律，从根本上改善学习效果。
在推进《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广东省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放管服”改革。据邢锋介绍：一是下放高职专业设置权，除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外，高职院校可自主设置招生专业，省教育厅仅开展事后审查；二是下放教师职称评审权，学校可自主制定本校各个系列职称评审的操作方案、评审办法和评价标准，并组织实施；三是下放科研经费使用管理权。
共建共享向标准化迈进。通过行指委开展相关工作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跨区域共建共享、实现资源行业企业共建共享，通过修订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和实验实训装备技术标准，深入产教融合、校企联动更好地实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发展。
浙江一样在实施简政放权，也完全把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权、学科专业设置权和项目认定权全部下放。同时，认真推进高校章程建设，2016年，浙江省所有公办高职院校都通过章程建设，并以法定程序公布。
内涵建设重点瞄准桩基性项目。各地在优质学校、骨干专业以及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积极性高，预估投资总额超过162.42亿，其中骨干专业建设3770个，投入67.81亿；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建设313所，投入63.65亿；校企共建的生产性实训基地1653个，投入30.96亿。
3年前，为贯彻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有关要求，教育部特颁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把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梳理出65个任务22个项目，同时进行细化分工，建立年度绩效评价制度，定期发布报告，推进各地的落实。
提升行指委指导推进积极性
童卫军介绍，各地出台统筹区域高职教育发展的文件有82个，推动高职院校创新发展的文件有117个，促进高职院校提高质量的文件有156个，“保障了《行动计划》的进一步落实”。
在高职院校层面，在体制机制创新、特色专业群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技术积累、国际交流与合作、产业服务能力等6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院校的获得感非常强。”童卫军说。
“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机制，以优质校、骨干校等重点项目引领，推进项目落实落地。”童卫军总结说，到2017年年底，《行动计划》的所有任务和启动率达到93%，项目启动率88%。21个省的任务启动率达到100%，其中河南和新疆两个省份任务启动率小于80%，北京尚未填报数据。24个省项目启动率达到100%，宁夏、海南、黑龙江3个省份的项目启动率低于70%，北京未填报数据，西藏的项目启动率是零。
同时，所有的骨干专业也积极开展校企深度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有6900多家企业参与，共有5643个订单班，2017年的数据显示，平均每个骨干专业有1.44个订单班。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国胜
在投入方面，全国各省份教育厅预估投入205.9亿元，2016年已经投入45.2亿元，2017年投入80.56亿元，合计是125.76亿元，省级财政资金的经费执行率达到61.08%，安徽、广西、广东排在前三位。
“优质校项目的实施推动了高职院校重新洗牌，传递了高职院校不进则退的压力，整体调动了高职院校力争上游的发展格局。”童卫军说。
成绩显著，问题也存在。在童卫军的《行动计划》绩效报告中显示，还有部分省份的任务和项目尚未启动和实施，启动的省份没有把具体的项目和内容定点到具体哪一所学校，部分省的优质校和骨干专业建设名单尚未确定。“这势必对今后的省级验收和国家验收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就在此次会议前的5月7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谢俐以个人名义向各地教育厅分管高职教育的副厅长致信。信中指出：《行动计划》绘制了高职教育创新发展的路线图，开启了职业教育“以任务带投入”的新尝试，它不仅强调了院校的创新发展，更强调了地方统筹和创新推动。
《行动计划》中提出要建设200所优质高等职业院校，为高职战线树立了改革发展的新标杆。“从原来的示范校、骨干校、优质校到最终即将启动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体现了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引领了高职教育的创新发展。”童卫军介绍，截至2017年，有26个省份立项建设了403所优质校。80%的优质校是原来的国家示范（骨干）校和省级示范（骨干）校，体现了一贯扶优扶强的优势。其中有19.85%的院校是非示范（骨干）校，也不是省示范（骨干）校，这说明示范和骨干学校不是衡量学校优劣的永久标签。
“无论是骨干专业建设还是优质校建设，都是围绕着一条主线，就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一直是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线。”童卫军介绍，从《行动计划》的65个任务22个项目的分析看，也始终围绕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条主线。
同时，应若平介绍，在调整专业布局过程中，要求每所高职院校构建5个左右的专业群，使专业设置聚焦于各自的服务领域，特别是与新兴产业、特色产业进行深度对接。